作者｜武卓韻
華一律師事務所合伙人
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法律博士
2025年6月,，加州洛杉磯因聯邦移民執(zhí)法行動爆發(fā)抗議浪潮,，多起事件涉及暴力沖突,、縱火、攻擊聯邦官員和破壞聯邦財產,。6月7日,，特朗普總統依據《美國法典》第10編第12406條（10 U.S.C. § 12406），下令調動加州國民警衛(wèi)隊2000人進入聯邦服務,，后又追加2000人,。加州州長紐森及州政府隨即提起訴訟，主張該命令超越法定權限,，違反第十修正案,，并請求法院簽發(fā)臨時限制令。
2025年6月12日,，加州北區(qū)聯邦法院法官查爾斯·布雷耶（Charles R. Breyer）簽發(fā)臨時限制令,，禁止聯邦政府部署加州國民警衛(wèi)隊，并要求將其控制權交還州長,。對此,，總統一方提起緊急上訴。6月19日,，第九巡回法院裁定暫停臨時限制令的執(zhí)行,，允許國民警衛(wèi)隊繼續(xù)聯邦化部署。截至寫作本文時,，該裁定為有法律效力的最新進展,。
表面上，這是一次關于總統動員權限的技術性判例,；實質上,，它觸碰的是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屬于最敏感、最危險的中樞神經：槍桿子,，到底握在誰的手中,？
復雜的“武裝權力”：從民兵到聯邦軍
美國作為聯邦制國家，武裝力量體系分層清晰,，涵蓋聯邦層級,、州層級及地方層級，并在憲法框架內相互制衡,。
在聯邦層級,，現役軍隊由總統指揮，通常不能在美國本土參與民事執(zhí)法（通過《地方安保法案》（Posse Comitatus Act）禁止）,。與此同時,，各州擁有自己的國民警衛(wèi)隊，理論上是州的“民兵”,；但在需要時,，總統可以聯邦化這些部隊，調入國家指揮體系,。這部分武裝部隊的調動權,，便是此次爭議的核心。
除了國民警衛(wèi)隊,，一些州還有自己的州防衛(wèi)部隊,，完全歸州長指揮，不能被聯邦征調,。此外,，還有地方警察、市政特警,、縣治安官等千百支地方武裝單位,。而在私人領域，擁有槍械的合法持槍人和私人民兵組織也廣泛存在,。
追溯美國早期憲政史,，“武裝權力”的歸屬一度是反聯邦派的核心恐懼,。
1787年憲法制定時，反對派擔心：如果將武裝權完全交給中央政府,，聯邦軍隊可能變成“新的暴政機器”,。為此，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專門規(guī)定：國會擁有“為征召民兵提供用度,，以執(zhí)行聯邦法律,、鎮(zhèn)壓叛亂和擊退入侵”的權力。同時,，第二條第二款規(guī)定,，“總統為合眾國陸海軍和奉調為合眾國服現役的各州民兵的總司令”，即總統只能在民兵受到征召“奉調”后,，才能作為這些部隊的總司令,。
換言之，“調用民兵”是國會的權力,，而非總統天賦的行政權,。這也是為什么在后來的法典中，總統的調動權限必須有具體的法律授權——比如本案中引用的《美國法典》第10編第12406條,。
但從1792年的《民兵法案》起,，這種授權的邊界就很模糊。1827年的馬丁訴莫特案（Martin v. Mott）中,，最高法院第一次明確,，《民兵法案》授予總統在“美國被入侵或面臨入侵危險”情形下動員民兵的權力，而且總統是該“危險”是否存在的唯一判斷者,；該判斷一經作出,，所有個人及軍官必須服從。
該案建立了一個關鍵先例：當國會賦予總統某項“需要迅速應對”的軍事或國家安全權力時,，法院必須對總統的判斷保持最大限度克制,。
法院強調，對戰(zhàn)爭相關判斷的敏感性,，決定了總統需要擁有迅速,、集中和不可挑戰(zhàn)的行動權，而延誤服從或質疑動員本身都將“危及國家安全”,，因此法院不得事后審查總統的判斷是否正確,。該原則也成為后來法院支持總統在《叛亂法案》（Insurrection Act）、《美國法典》第10編第12406條等條款下的動員決策的基本依據,。
總統vs州長
回到目前這起案件,。
首先，第九巡回法院在裁定中引用了馬丁訴莫特案,，認為總統在援引《美國法典》第10編第12406條,、 判斷是否出現“無法執(zhí)行聯邦法律”的情況,，屬于其應被高度尊重的判斷范疇。雖然現代法院強調總統行為仍可接受司法審查,，但在解釋“戰(zhàn)爭,、叛亂、執(zhí)法失效”等事實前提時,，仍依賴馬丁訴莫特案所確立的“總統判斷優(yōu)先”這一基礎原則。
第二,，《美國法典》第10編第12406條要求,，總統動用國民警衛(wèi)隊必須“通過州長”，就該問題,，法院在判決中專門指出：“通過州長”是程序性要求,，強調命令傳遞的路徑；而“獲得州長同意”則是實質性授權要求,，須經州長批準,。
對此，聯邦法典中有明確例子——例如 §12301(d) 就明確要求動員須獲州長“同意”,，而 《美國法典》第10編第12406條中沒有類似措辭,，法院據此推定：國會有意賦予總統獨立動員權，而非賦予州長否決權,。
本案中,，盡管命令未由州長親自轉發(fā)，但通過加州國民警衛(wèi)隊總指揮下達,，程序上基本符合“通過州長”這一法定形式要求,。加州方面雖不滿，但不得不承認,，加州法律授權其國民警衛(wèi)隊總指揮“以州長名義發(fā)出所有命令”,，這也為聯邦政府的程序合規(guī)性提供了依據。
第三,，加州方面還引用了第十修正案,，認為總統對國民警衛(wèi)隊的動員剝奪了州主權，違反第十修正案,。但法院在該裁決中指出,，若總統行為在授權范圍內，則不構成違憲,。
最后,，雖然本案并未直接引用《叛亂法案》，但它的影子始終在場,。這部1807年制定的法律,，賦予總統在“反聯邦叛亂”“大規(guī)模執(zhí)法阻礙”或“州政府請求協助”等情形下直接動用現役軍隊介入國內事務的權力,，也成為聯邦軍隊直接參與國內事務的極少例外。
若未來局勢升級,，總統完全可能在《美國法典》第10編第12406條不足以支撐時轉而援引《叛亂法案》,，繞開州政府，甚至出動聯邦現役部隊,。該法曾在歷史上多次用于鎮(zhèn)壓騷亂（如1957年阿肯色州反對種族融合,、1992年洛杉磯騷亂），但因其本質上突破了《地方安保法案》對軍隊執(zhí)法的限制,，故極具爭議性,。而在一個政治高度分裂的時代，它極可能成為下一場憲政沖突的法律引信,。
制度困境與政治前景：槍桿子,，聽誰的？
本案尚未終結,，上訴法院目前作出的裁決,，只是在案件審理過程中，暫時中止地方法院的禁令,。加州方面,，還有可能進一步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。但即便最終實質審理結束,，僅在這樣一個案件中,，也幾乎不可能徹底解決聯邦與州之間關于軍隊調動的政治沖突。
從制度設計看,，《美國法典》第10編第12406條原意是為應對“叛亂,、入侵、重大執(zhí)法失效”等極端情況,，但由于缺乏對“執(zhí)法失效”的實質定義,，使得總統擁有了巨大的裁量空間。
如加州政府在訴訟中所言：“這是第一次有總統在州政府未陷入功能癱瘓時,，單方面調用部隊進入主要城市執(zhí)法,。”而這一次,，聯邦法院選擇站在總統一邊,。下一次，會不會是另一位總統,，在另一個州長頭上拔出同一把刀,？若未來某日，總統將“街頭抗議”或“政府不合作”解釋為“執(zhí)法失效”，據此調動國民警衛(wèi)隊,，將會如何呢,？如果調動的是正規(guī)軍隊，又將如何呢,？
這場關于“槍桿子聽誰的”的爭議,，不僅是憲法條文的分歧，也在考驗著整個憲制結構的互信,。美國制度之所以能夠容忍高度分權與地方自治,，便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前提上：聯邦不會濫用暴力資源，州政府不會挑釁聯邦主權,，雙方以法律為邊界相互制衡,。
但當聯邦出于政治目的繞過州長動員軍力，當州政府以程序為由拒絕合作維護秩序,，當法律語言的技術解釋足以決定是否部署持槍部隊走上城市街頭時——各個玩家所依賴的，已經不再是善意,，更多地是規(guī)則自身的精確性與可預期性,。
如果法律授權本身變得過于寬泛，憲政平衡將逐漸偏向一方,。而歷史一再證明：掌握軍力的一方,，往往也會試圖主導政治方向。在這個意義上,，“槍桿子聽誰的”,，不是軍事問題，而是制度信任問題,。各方在爭奪的,，也不僅僅是武裝本身，而是在爭奪定義暴力正當性的權力和未來政治潮水的方向,。
本文系鳳凰網評論部特約原創(chuàng)稿件,，僅代表作者立場。
主編｜蕭軼
